韩非子主张的法是“布之于百姓”的法律条例，是行为准则，是防御措施而不是制裁手段，所以应该通过各种渠道的宣传尽量让大家都知道。

“法莫如显”，法治的第一个要点叫做示众明法，就是公布于众使人们知道。法不是民众的陷阱，如果人们因为不知道而违反规定，被惩罚时会不服气。

公元前536年，春秋末期时郑国的国相子产是法家思想的一个代表人物，他铸了一个刑鼎，将国家的法律条文刻在鼎上公布于众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清楚的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，当然更容易遵守法律。

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践行法家的代表人物，他的做法比子产更进一步，明朝建立了，有了新的法律法规，怎么样让民众都遵照执行呢？把这法律抄上三千份儿五千份儿到处张贴，官府门口城墙底下闹市区域到处贴，然后敲锣呐喊：明天开始要按照新的法律执行了！这样效果会好吗？显然不会，一个地域广阔的朝代和一个小小的诸侯国的做法应有所差异，朱元璋怎么干的呢？他安排收下官府的衙役们挨家挨户的上门给老百姓宣讲，一手拿着法律文本一手拿着配套的图册，因为很多老百姓是不识字的，有了图册便于记忆。来到老百姓家里：是张老三家吗？你家几口人？四口人？都过来，我给你们讲讲新的法律，你看第一条，不能偷盗，旁边配着两幅图，上边一幅图有人伸手偷东西，下边一幅图小偷被绑起来把手砍掉了。都讲完以后，问：都听明白了吗？这张老三说：官差大人，中间有三四条没太明白。没关系，我再给你讲，讲完了再问：听明白了吗？这回听明白了。好，在这个位置，每个人都按个手印。某年某月某时，谁来到哪户人家讲解了法律，大家画押表示听懂了。从你画押开始，你如有违反法律我就按律处罚你。《律令直解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，当然朱元璋是个暴君，他只讲法不讲德，片面执法我们要批判，但从示众明法的角度来看是不错的。

示众明法的思路可以借鉴到现实工作中，公司在开会，有人手机响了，会议主持人要罚他款，他不会服气。但如果在开会以前就明确：从今天开始，开会时如有手机响者，罚款250元。如果再把规定张贴在会议室墙上，落实起来就简单了。如果在张贴的这张纸上再有大家的签字确认，执行就更容易了。

做管理要示众明法，开公司也要示众明法。现在很多人合伙开公司，股东间的合作基础是规则，西方人习惯用契约解决问题，但中国人很多时候由于更重情义而对契约不够重视，口头达成一致没有落实到纸上就开始行动。顺利时还好说，在出现分歧时就麻烦了，你和我讲当时的承诺我和你讲现实的变化，你和我讲协议我和你谈感情。所以有人说一些中国式合伙人经历的几个阶段：同心协力——同床异梦——同室操戈——同归于尽。所以大家有了合伙意向，在成为股东前一定要签股东协议，就股东义务、决策机制、退出机制等原则问题落实在纸上，这也是股东间的一个示众明法。

有人说股东的义务不就是出资吗？还约定什么啊？但现实当中很多人合伙开公司，彼此看重的还有出资以外的内容，例如每个人的资源、经验和对公司的价值，所以合股之前要所有股东约定清楚每人必须做的事，而且明确未做到怎么办？比如如果未做到，其他股东有权以原价回购他的股份等。

很多时候，股东如果又都在经营管理层，有了不同意见者不认同决策的权威性，所以要提前约定决策机制，什么问题一个人决策，什么问题共同决策，如果集体决策时如何表决，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呢还是按照出资金额有权重的差异呢。要约定，一旦表决后所有人必须执行。

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要约定退出机制。当大家分歧严重无法调和时，只能有人退出有人继续留守。所以要事先约定，对退出的边界条件、方式、作价等规定，明确什么情况可以退出，什么情况必须退出，如何办理，什么价格，例如股东可不可以自行分割股权，其他股东可以某个原则计算的价格回购。在现实中，当有了规则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反倒发展不到需要动用规则的程度了。